许庐江：我和江平，春去秋来的故事

许庐江 / 文

1980年代末到1992年秋冬，三年多时间里，晚辈有幸与江平先生有较多私人交往的机会，受教良多。 

　　其间有三件事，永远记在我心上。 

　　第一件事是，春上，我受友人帮助，得有出国访学半年的机会。江老师听我说起这件事，知道没有多少资助后，便以自己出访节约下来的两千美金相助。

在那个紧缺的年代，钱没用完，实话实说，已然破例。没用完居然交回“课题组”，更是破天荒。交回后，此刻却要取出来资助青年，当为破天荒之破天荒。

当我拿到江老师反复交涉后才取到给我的钱，第一次看见美金的样子，再看看江老师位于三环路边的斗室，连感谢的话也不会说，只是低下了头。 

　　第二件事是，暑天，长辈乡亲找到北京，请我帮助讨款。

原来，他们轻信宣传，将一年劳作，辛苦收获的粮食全部卖给了山西的粮贩子，结果一分钱也没拿到，一拖两年，连个人影也不见。

那时节，粮丰农贱，摊派横行，乡民生活困苦不堪，吾乡尤甚。晚上，我来到江府，请江老师援手。

他老人家其实一介书生，哪有什么办法。修书一封，请山西的一位律师朋友帮助交涉。

记得一灯如豆，江老师伏案埋首，挥汗如雨，正在为第二天的演讲拟稿，我却不懂事，要他即刻写信。

如今我也年近六十，做了三十多年教书匠，反身回望，才明白自己是多么造次。 

　　第三件事是，秋末，江老师突然驾临平屋，告谓“到哪里弄罐气呢？”

那个年头，我们青年教师，除了极少数北京原住民，或者，有办法的，大部分都没有煤气罐，也不知道根据什么程序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有一个煤气罐和煤气本。

是呀，计划经济的短缺年代，煤气罐和煤气本可是事关一家老小糊口的大对象。但我没想到，江老师居然也没有这个对象，为了自己的八十老母，只好想辙。

我有一种临危受命的感觉，左思右想，找到住在四号楼的马晶淼老师，说明原委，承他准允，将他家煤气罐上的锡牌取下，装在要换的气罐上，带上他家的煤气本，深吸一口气，骑车来到座落在北方交大附近的一个煤气站。工作人员火眼金睛，察觉到来人神色不对，即刻揭露了移花接木的伎俩。

几位工友，有男有女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围拢过来。其中一位，女士，看着地下，好像自言自语，“还大学老师呢，连个本儿都没有，还作假，真不知害羞！”

旁边的一位市民，也是来换气的，后来告诉我在“街道”工作，有些看不下去，出面商量，用他的煤气票为我换了一罐气。我千恩万谢，骑车运罐回校。

　　1992年秋后，慢慢地，江老师又忙了起来，找上门的多，我就没有多少与他老人家私人交往的机会了。

又过两年，我携家带口远走南半球，可对祖国的思念反而日增夜长，折磨着心肠，夜来云，夜来月，活见鬼。回国十年来，每年总有一两次机会见到江老师，全是在会上，听着他的忧患之思，如同对谈，心里每每想起江老师的诗句：拼得一身心骨瘦，为看明珠江满帆；霹雳一纸书，唯唱大江东。 

今年，江老师九十寿诞，晚辈不肖，一介教书匠，未能有丝毫报答。

放眼四望，霎时阴，霎时晴，霎时雨，只想说，当今神州大地，法学衮衮，论书生气质、宽宏心怀、人格气象和道义担当，江公是第一人。

　　（本文选自《永远的校长》，孙国栋／编，中国法制出版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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